互联网风口过后 票牛“变奏”中

2019-07-28 08:42栏目:互联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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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票牛总部在静安区沪太支路,距离上海现场演出高地梅奔中心21公里、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28公里。目前规模100-200人。

  眼下,这家公司迎来了行业“变奏”。在现场娱乐票务行业,以阿里旗下大麦网为代表的一级市场平台愈加强势,直接深入内容端,另一头,随着互联网风口退潮,线上流量本身见顶乃至倒车。

  这种局面下,票牛创始人孙立勇依旧延续着工作节奏,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。谈到创始人时,票牛市场部负责人显得相当信任,“他很踏实,什么事都想得很透彻,这几年扩张很快,我们不断换办公地点。”她说。

  当然,扩张很快的票牛,在产业变局时,也在调整速度。“很多互联网公司已经告别高增长,变得更常规行业化了。大家不约而同的从增长导向变成收入导向,从这点来说我们也在变化,对收入更加重视,对投放的效率和要求更高,目前,我们已经做到盈利。”孙立勇对记者说。他并不讳言,“盈利导向”背后跟外部整个融资大环境也有关系。此前,票牛曾获得SIG海纳亚洲、红杉资本、GGV、头头是道、硅谷银行、点亮基金、穗彩科技等机构以及大众点评创始人张涛、华尔街金融家黄奇辅等个人的联合投资。

  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,募资方面,2019年第一季度,各PE机构旗下新募集的基金共有388只,同比下降60.0%,环比略上升3.5%;投资方面,2019年一季度,PE机构共发生747起投资事件,同比下降33.0%,但环比上升30.8%。

  票牛“变奏”,很快收到市场反馈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全国范围内多位黄牛后发现,如今,票牛的价格优势相对以往在降低,在个别项目上表现比较突出,以陈小春“STOP ANGRY”8月3日上海演唱会为例,内场A2区(最中心)票价其票面价为1380元,在大麦网上已售罄,黄牛价为2600元(第2排),同样位置,在票牛售价为2834元,摩天轮只剩随机座,价格2178-2618元不等。“明显感觉现在票牛营销少了。”有黄牛称。

  多重压力下,有着易迅、腾讯、大众点评等多重背景的互联网创业者孙立勇,继续探路中。

  孙立勇像个先天的创业者,虽然他并不完全承认。他每天会有独处时间,写写新感悟,并不公开,这也是减压手段之一。他并不是文艺青年,但选择了“现场票务”的风口,喜欢观察演唱会、话剧等现场演出氛围,观众看演出,他看观众。

  本科毕业后,孙立勇在大连待了一段时间,职业是程序员,后来去了上海,在德勤做咨询顾问,因为在垂直业务上钻得更深一点的初衷,来到互联网行业,第一家公司是易迅。

  当时,互联网还未迎来真正意义上的风口,孙立勇应该是易迅第一个实际意义上的产品经理,当时全公司也就一两百人。后台技术出身的他,先后体验了采销、配送、仓储等零售全流程。

  “商业逻辑的本质是通的,现在我好像在做票,但实际票是这个行业的抓手,是用户去做交互的一个载体,背后是演出市场全产业链。互联网是跟用户、跟市场去交互的一种方式,很多的点都在后面。用数据、流量,再优化商业的体系,流通效率。”孙立勇如此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当时体悟。

  2012年,随着腾讯完成对易迅的收购,孙立勇也顺势进入腾讯。腾讯入主后,易迅发生着深刻变革。“两个不同文化、价值观不同的公司放在一起,肯定会有一些冲突,体现在各个方面。腾讯在内部鼓励团队竞争,但在电商行业不一定适合。”他称。

  随后,孙立勇去了一家生鲜公司。“想去一个小一点的公司,看怎么去运作,这样视野更广,另一方面,生鲜行业更复杂,对每个链条的这种契合度可能要求会更高。”他如此解释当时选择逻辑,并表示,当时节点,并无创业欲望,更多是“好奇”。

  孙立勇的下一站是大众点评。在当时快速拓展的点评下,他反而到了瓶颈期,于是,裸辞创业。当然,在2015年,正是创业高潮期,Uber、滴滴风起云涌,摩拜、ofo正在蓄力。“就是钱在追你,真是黄金年代。”有同时期的创业者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感慨。

  其时,孙立勇选了多个行业调研,包括典当、蓝领用工、珠宝等,最终选了在线票务。“一方面用户在线上的娱乐和社交到了顶峰,该回归线下了,另外一方面演艺行业规模潜力非常大,跟美国差了十几倍,这些都是潜力。”

  但他面临的局面是,大麦网和永乐,已经崛起。孙立勇从汹涌的黄牛票潮中,看到了二级市场增量。“如果票是一种商品的话,价格实际上是商品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种属性,但价格没有在当时的流通环节里体现出来。价格是供需、博弈的一个结果,所以,供需不平衡非常严重。像热门项目,两秒钟的流量就没了,但多数的票都在二级市场上流通,流通效率就在黄牛手里,非常低。矛盾非常尖锐。二级市场未来会更大,因为一个代表计划经济(一级市场),一个是市场经济。”他称。

  确定好方向后,孙立勇开始搭建团队,成员主要来自前同事。“一开始不到100万(初始资金),但我还有合伙人一起投。”他说。票牛网技术联合创始人刘岩有着大众点评和巨人网络的背景,技术联合创始人黄亿华曾在Google和点评工作,业务运营联合创始人陈笛,有着阿里及腾讯电商背景。

  2015年11月,票牛正式上线。与外界想象不同,在当时,创始团队并无太多资源。“上线以后我们再挂票,往上挂演出,挂完以后我们去找票源。在调研的时候,就跟很多的黄牛和很多主办方对接。用户的话,会去做地推,或者给人去送一些小的礼品,去吸引他来,赠票,把他们圈到一个微信群里边,让他们去传播。”孙立勇如此回忆创业初期局面。

  风口期好拿钱,随着项目实际落地,票牛团队拿到了 200万美金的初始投资,此后,开始对外投放。“BIGBANG的项目,我们卖了四五十万,这个量在我们当时而言已经非常大了。”孙立勇道。

  票牛开始扩品类,拿下上海市场后,走向全国。“2016年下半年,就开始做其他城市了,但还没有铺人。到2017年的时候,在北京,再后来是广州、成都、南京有办公室,开始全国。”孙立勇说。

  实际上,由于演出市场的资源集中性,当票牛拿下上海后,再推全国效率高了许多。孙立勇透露,直到现在,他还在初始核心用户群里。

  与业务齐加速的是融资规模。多轮融资后,2018年4月,票牛宣布完成B轮融资,由SIG海纳亚洲、红杉资本、GGV等联合投资。“因为这是一个新行业、新模式,怎么说服投资人在这个赛道里面去下注,是个问题。”孙立勇如此谈论当时的融资。

  “追求量的时候,肯定是要烧钱的。在2018年,我们定了一个目标,这几个月再冲一冲量,看能到什么程度,过几个月,再转向,或者停一下,再去复盘。做规划可能都是半年为尺度。在去年十一、十二月份,我们每个月做到7000万以上的交易额,很多数据表明,投放效果越来越没有这么显著,然后再加上外界环境不好,我们各方面的因素考虑,今年重点是以收入导向,一方面在追求业务速度,另一方面是业务质量,它两个是互相的。”孙立勇道。

  直接变化是,票牛对于每张票的补贴和营销成本,都在下降。“现在会精打细算每一笔成本、每一个项目,注重一些方法的沉淀、培训、商家的引导和运营等。体现在财务数据上是降成本,但是手法是在增效。”孙立勇如此解释现在的逻辑。

  变化的根本,来自狂奔多年的互联网产业越发“常规化”。QuestMobile数据显示,2019年Q2,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月活规模较Q1净减193万,Q1月活为11.38亿;用户时长增速也在放缓。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3月,用户时长增速从22.6%降至11.8%,到了2019年6月,增速已经滑到了6%,人均单日时长358.2分钟。

  “常规行业意味着,发展速度会减慢,根本原因是人口红利到了顶点。当人口红利在的时候,顾不上后端效率。但现在,就得回来看怎么服务好产业链。”孙立勇认为,下一个增量在于产业互联网。

  落实到票牛,就是深度游打通上游内容制造与用户。但内容产业的特殊在于,内容并不过多依附于渠道,渠道对于上游控制有限。“肯定会有被动感,我们只能是去把这个通道变得更高效。”孙立勇坦承。

  但他依旧看到了增量。“二级市场本身模式的红利,在这个行业的存量市场上仍有很大空间。增量市场确实是来自于用户和内容本身。现在看起来,用户端需求不是太大问题,但内容方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反正中间这个信息的打通也好,或者是让用户的这种需求更快的能反馈到内容制作方也好,还有很大可能性。”

  由此,孙立勇认为,票牛本质上是一家垂直细分行业互联网平台,核心竞争力在于二级市场。“二级市场的交易模型,我们要完善到最好。在模式上没有不可替代的,但在效率和产品,就商户的门槛,用户的门槛,是有优势的。”

  票牛的核心盈利模式在于,通过全产业链服务商家,增量渠道,降低风险,从而增加收益,赚取服务费。下一步,在交易端票牛的想法是,拓品类,将二级市场交易模型细化到更多垂直产业。这具有一定想象空间。

  但票牛遭遇的挑战并不少。二三级经销商通过票牛,本质上是增加了渠道,反之,随着票牛扩大规模,多级分销商也面临着被拉平。有老黄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,二级平台竞争优势有限。他认为,和黄牛相比,摩天轮等二级售票平台上价格通常更高,且不能挑位置,“不懂的人才看价格,懂的人看位置。”据记者了解,黄牛的一半收入来自倒卖不对外出售的活动入场资格,诸如明星生日会、活动发布会等,这类入场门票不会在摩天轮、票牛等平台上公开售卖,都是“买通关系带进去”。

  另一重挑战,在于巨头对于演出市场的控制加码。以大麦为例,靠着历史累积经验、技术、场馆等优势,拿下众多热门演出的总代理身份,这可能进一步压缩了珍贵的票源。

  “主办方才是票房的持有者,上游是去中心化的,因为内容本身是去中心化的。巨头不可能通吃,现在国内任何一个产业,大平台如果作为基础设施定位的话,就得有人去做运营和经营,做更细分行业化的更多的设施,让行业的门槛变得更低,尤其在垂直行业,大平台基本不可能产业链通吃。”孙立勇如此回应与阿里等巨头的关系。

  二级市场的另一重风险在于政策。实际上,相对自由定价的二级市场模式,目前仍处于“灰色地带”。

  对此,孙立勇作出回应。“我们和文化部门保持密切的沟通,也会主动同步一些市场的行情和项目信息。监管部门的重点仍然是在市场的恶意炒作,在这个点上作为二级平台反而能起到更大的价值和作用。刚成立的演出行业票务委员会,也把票价动态定价列为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之一,我们期待会尽快有落地到政策上的具体动作。”他说。

  当然,也有利好消息。“现在政策是良性的,并不是在去压制浮动定价。政府部门也有声音去解决动态定价的问题,已经提上日程了,但是政策层面、法律层面可能还会有一些改变,相对会滞后一点。”有资深从业者称。

  或许,对于票牛,更大问题反而是,如果二级市场完全放开,巨头入场后,空间在哪。

  “一个行业快成熟的时候,精耕细作的竞争力就会出来。比如说上海兴起的类似小红书、bilibili,甚至包括拼多多等,这些都是我们的空间。现在时候到了。”孙立勇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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